村道蜿蜒，美麗著向前——讀長篇報告文學《村道》
2025年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工作期間部署實施文化建設“八項工程”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重要理念提出20周年。20年來，浙江的鄉村振興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千萬工程”造就了萬千美麗鄉村，新時代的山鄉巨變成為全國樣本。
記錄時代、反映時代是文藝工作者的使命所在。報告文學作家紀紅建勇擔使命，緊跟時代步伐，歷時一年多時間，用腳步丈量浙江50多個村莊，采訪150多名村干部、創業者和村民，以其獨特的鄉土調查視角和深邃的思考洞察，進行鄉村發展與變遷的深度探尋，全景式挖掘與時代同頻共振的鄉村故事，展現巨變背后的奮斗之志、創造之力、發展之果。與作者前幾部報告文學作品如《鄉村國是》《彩瓷帆影》《游學·1917》不同，《村道》在文本結構、語言表達、故事講述、人物群像、未來思考等方面有其特點，是一部集真實性、文學性、思想性于一體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品。
文本結構上的巧妙安排。《村道》章節設計呈現出一種巧妙的遞進結構。作者走村道訪村莊，既沒有按一個市縣的地理空間從東到西或從南到北依次進行，也沒有按故事發展的時間順序記錄一個個村莊，而是把采訪的首站安排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發源地的余村，體現了作者政治站位高度。從余村出發，村道蜿蜒向前。第一章《背水一戰》到第七章《笙磬同音》為這部作品的主體部分，內容涵蓋了鄉村環境治理、鄉村產業發展、城鄉融合、鄉村基層治理、鄉村文化建設、農村精神文明建設、鄉村共同富裕等內容。序章以“坐標”為題切入，提出問題，尾聲部分以“經緯”收官，引發思考，全書完成了從鄉村建設的具象路徑向文化精神的漸進式升華，幾十個村莊，上百個人物和故事，呈現出井然卻宏闊的氣象，這是作者在文本架構上的獨到之處。本書還精妙運用了伏筆手法。開篇《大石碑》中那位扛樹根的“大哥”，在后續章節《后礦山時代，聚似一團火》中再次出現，作者走進一座黑白相間的小樓“文創閣”，與主人葛元德碰面交流，這種前后呼應的敘事策略，增強了文本的文學性。
語言風格上的詩意表達。《村道》在語言風格上注重報告文學平實風格，兼具詩意表達。
走在村道上，一幅幅新時代美麗鄉村建設新畫卷猶如《富春山居圖》徐徐鋪開。“這里青磚白瓦、小橋流水，古樹與村莊交相輝映，描繪出一幅詩情畫意的田園風光。”“這里是江南枕水之鄉，河網密布，京杭大運河穿越而過，千百年流淌不息的河水，孕育出一個個重要的文化密碼。”“這里地處大山深處，層層疊疊的山巒被郁郁蔥蔥的森林覆蓋著，滿眼翠綠。一條小溪穿村而過，大小不一的鵝卵石裸露在整段溪流的表層，鵝卵石與溪水、樹木、山巒、藍天、白云相互映襯，形成了一幅鮮明而又和諧的大自然畫卷。”
走在村道上，時常陶醉，流連忘返。如作者在桐廬縣富春江鎮蘆茨村采訪時寫到，“這里匯峽谷、平湖、孤嶼、懸崖、瀑布、奇松于一身，具有山水和諧、山勢峻峭、水色澄碧、山居民風、漁村風情等特色。陶醉的我，甚至陷入短暫的夢境——一個傍晚，我乘一葉扁舟，隨興而行，隨心而止。沒有旁人的喧囂，只有偶爾從頭頂掠過的飛鳥和天際悠然的白云。我這樣靜靜地與流水相伴，與美村對視，讓時間隨波而逝。不知何時，一個漁夫給我送來一張漁網。我站在船頭，用力讓漁網撒向江中。漁網在夕光里瀟灑落下，深入江水的腹部，打撈一縷晚霞與滿腔期待”。浙江古村的一條條弄堂，一座座民房，一家家創客，還有一個個像詩一樣的故事，都讓作者流連忘返。
走在村道上，思接千載，視通萬里。作者在《在遠去的腳步聲與真理的光芒》中寫道，他掏出隨身攜帶的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并閱讀里面的內容，“書的封面是純黃色，土地的顏色，簡潔而獨特，黃色賦予人豐富的想象，我想到了土地、秋天、豐收、玉米等。這一切都與鄉村有關。鄉村是個狹小的世界，也是個廣闊無邊的世界。”這是一種看似自然而然，實則獨具巧思的思想升華，體現了作者的詩性智慧。
故事呈現上的真實在場。真實性是報告文學的生命。作為一部報告文學作品，《村道》一書中，作者用腳步丈量的力量令人動容。從余村、蘆茨村、后岸村、李祖村、葉村村、梵村村、蕉川村、張思村、上李家村、杜黃新村、楓源村，到小古城村、南莊村、東王村、唐家塢村、翙崗村、缸窯村、新建村，再到南岙村、勤豐村、螞蟻島村、根頭村、龍現村、分水塘村、神壇村、新川村、灣底村、北塘村等，這里面既有山高路遠的古村落，也有新時代生態文明村，既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發源地，也有“楓橋經驗”示范村，還有全國實行河長制第一村，為了獲得第一手信息，感受第一現場，作者無一不是實地踏訪、用心用情，體現了一位報告文學作家良好的腳力、筆力、腦力、耳力。
在寫鄉村環境治理章節，作者記錄了全國第一批河長制實施村，長興縣龍山街道渚山村、長興縣小浦鎮畫溪村、長興縣洪橋鎮東王村治水戰勝最大“敵人”的感人故事。
湖州廢棄礦山綜合利用開發中太湖龍之夢樂園“礦區變景區”生態治理的艱難；蘇呂村爬過修橋與轉型升級兩道坎，最終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勇立潮頭”；“楓橋經驗”發源地楓源村鄉村治理60多年長久不衰；桐鄉市越豐村探索“三治融合”百姓參政團、道德評判團、百事服務團出手調解糾紛；富陽區唐家塢村創辦“浙江書法村”；舟山市新建村“鄉村藝術館”成為藝術采風聚集地；“老陳家的燕子”抖音賬號和“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強村公司學習傳承陳望道的故事；長興縣新川村從臟亂差到打造共同富裕村……這些故事，與浙江蓬勃發展的民宿、藝術場景、鄉村隨處可見的別墅村居，猶如一扇扇窗戶，從這里我們得以窺見一個個穿越時空經緯的“活”“優”“和”“美”鄉村。
人物群像刻畫上的豐富多彩。作品中豐富多彩的人物描寫同樣展現了作者田野調查的功力。從鄉村干部到創業青年，這些鮮活的人物形象共同構成了鄉村振興的主體群像。作者記錄下了他們的故事，也深入探究他們的內心世界，捕捉那些“個人與時代密不可分”的瞬間。
在鄉村振興的大潮中，鄉村干部無疑是推動建設的主力軍，也成為作者探尋采訪中出鏡最高的群體。長興縣渚山村老書記吳滿棠、安吉余村副書記俞小平、義烏市李祖村支部委員方志堅、麗水市蕉川村第二支部書記張芳林、臺州市東村黨委書記陳海強、寧波市上李家村黨委書記李德龍、紹興市杜黃新村書記王海軍、溫州市蘇呂村書記李劍峰、紹興諸暨楓源村書記駱根土、桐鄉市越豐村副主任張飛揚、舟山新建村書記余金紅、螞蟻島村支書劉曉君、長興縣新川村黨委書記張天任、寧波市灣底村黨委書記蔡國成、溫州市北塘村黨委書記蘇德生，等等，作者從一個個側面還原記錄了他們帶領老百姓建設美麗鄉村的奮斗故事。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對年輕人的聚焦。書中大量描寫了回鄉創業青年、年輕村干部等群體，從文創閣民宿老板葛軍、“畫中閣”女主人陳敏“李祖小食糖”20歲合伙人玲子、“沙漠的染坊”店主樓沙漠霜、佩弦文化工作室主理人方天宇、DN數字游民公社負責人K·C、麗水葉村村的非洲媳婦網紅主播Rose、杭州市深澳村“葫來”文創店主理人吳蕓婷、深澳村木龍香坊主理人涑男，到上墅村黨總支書記蔡松鶴、畫溪村“網紅書記”王云峰、東王村書記欽偉娟、桐鄉市南莊村書記吳煥杰、桐鄉市屈家濱村總支委員屈歡歡，這些“破冰之旅”的踐行者代表著鄉村的未來。作者敏銳地意識到，鄉村振興的核心是人的振興，而年輕人則是這一過程中的關鍵力量。這種對特定人群的關注，使《村道》避免了見物不見人的局限，獲得了更為深刻的人文內涵。
作者還有意探訪了在村里工作過的部分老同志和一些有著特殊創業經歷的群體。如杭州市深澳村老支書申屠肖山、杭州市蘆茨村老年協會秘書長方術生義烏市缸窯村老書記馮化林、青田縣龍現村歸國華僑吳立群書記、臺州市后岸村體育委員陳海軍、數字游民公社發起人老許、杭州市梵村村炒茶師李見春、杭州市小古城村宋姐、舟山市新建村文化特派員劉佳博、溫州市北塘村選調生周靖博，等等。這些人走進作者的心靈，他們的守望與遠行、“背水一戰”與“庖丁解牛”、夢想與追求，有時一個側影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賦予這片土地生命與思想。
鄉村未來發展的探尋思考。《村道》不僅在于記錄了浙江鄉村的當下，更在于對中國未來鄉村的思考。作者將浙江的實踐置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宏大背景中，使地方性經驗彰顯出了全國性意義。對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陸海差距的思考，展現了一種超越地域的全局視野。當作者將“山”與“海”的問題擴展到浙江對口支援的中西部地區時，他的思考已經超越了單一的地域局限，觸及了中國鄉村發展更宏闊的命題。這種將地方實踐與國家戰略相連接的視野，使《村道》成為理解中國鄉村振興的重要文本。
作者還以其前瞻性視野，記錄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意義的鄉村實踐，如“河長制”探索、礦區生態復綠、青年“漸進式入鄉”模式、文化禮堂、“數字游民公社”、居家養老服務、“農業+旅游+文化”發展模式、“未來鄉村智慧康養驛站”、移風易俗和村民自治等，這些內容構成了作品的思想骨架。
“數字游民公社”的描寫尤為引人深思。作者敏銳地捕捉到數字時代對鄉村生產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影響。他寫到這樣一個場景：“只需要一根網線、一臺電腦，就可以在海拔3500米以下適宜人類居住的任意一個地方工作，獲得穩定的收入。”這樣一種特殊的空間形態，在當今中國的鄉村，無疑是一種極具吸引力的探索。當數字游民K·C和老許們將都市工作方式帶入鄉村時，傳統的城鄉結構正在被顛覆，一種新型的城鄉關系正在形成。
“文化特派員”的描寫展現了作者對鄉村“空心化”問題的獨特思考。當藝術文化成為激活村莊的活力之源，文化不再僅僅是裝飾，而成為鄉村發展的內驅力。作者在第五章《生根發芽》中寫道：“我感覺到東王村文化之路的幽深。前方似乎看不到盡頭，回頭看，已經走出一段很長的路。”這既是對具體村莊文化建設的描述，也是對整個鄉村文化復興前景的期待。
作者在本書中還體現了對鄉村精神的探索。“我以為自己還在城市，實則到了鄉村。”一句看似簡單的話，卻淋漓盡致地道出了鄉村嶄新面貌。從灣底村“人民第一，創業萬歲”到“田園牧歌美在自然風光，更美在心靈世界”，他始終在追問鄉村建設的本質意義。
關于共同富裕，作者將其提升到了哲學高度。他所提出的“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實現共同富裕才是最高境界”的觀點，將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裕、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有機統一。在文章的末尾，村民洪蘭輝的話道出了共同富裕的深意，他說：“我們都在家門口工作，在花園里生活，家家都有一定的經濟來源，人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幸福，這不就是共同富裕嗎？”我想，這其實也是作者對于共同富裕內涵的思考與表達。正如作者說的，他行走在村道上，也是行走在一條熠熠生輝的文化之河上，他在浙江探尋的，實則是中國鄉村的現在和未來。
當看到余村的礦山遺址公園時，作者在筆記本上寫道：“這里是余村發展歷程中的十字路口！”他追問：“奔騰的時代，浙江未來之路該怎么走？”這份追問自然而然要回歸到“八八戰略”，那是2003年，在浙江省委十一屆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全面系統闡釋了浙江發展的“八個優勢”、提出指向未來的“八個舉措”，由此而誕生了“八八戰略”。在那之后，浙江省委、省政府又作出了實施“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的重大決策。在這一大背景下，處在轉型十字路口的余村，迎來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機遇，作者感嘆：“這句極具哲理的話語令人耳目一新，為余村乃至整個中國鄉村的發展打開了一片新天地。”他也意識到，自己走進了“一個坐標的中心”，既是歷史的坐標，也是時代坐標。
作者的敘事藝術還體現在其敏銳的細節捕捉能力。諸如“走在蜿蜒向前的村道上的，是不斷前行的趕路人”“個人與時代，就像列車與鐵軌般密不可分”“傳統與現代在他心中碰撞，是憂愁與煩惱，也是頑強與堅毅”“當務實碰上青春，對于一個村莊來說，是無限的可能”等表述，具象且富有哲理，在平淡的敘述中蘊含深刻的社會觀察。這種將微觀敘事與宏觀思考相結合的筆法，使《村道》超越了簡單的紀實，升華為一種對鄉村命運的哲學思考。
作者的思考體現了其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他對浙江“人本化、生態化、數字化”三個未來鄉村建設方向的記錄，特別是將“原鄉人、歸鄉人、新鄉人”共同作為建設主體的思路，打破了傳統的身份界限。當他寫到“艱難與頑強、勤勞與務實固然重要，但更可貴的是探索與創新”時，實際上是在呼吁一種面向未來的鄉村發展之路。這種思考既尊重傳統，又面向未來，既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為中國鄉村振興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角度。
作為讀者，我們跟隨作者的腳步，完成了一次地理意義上的鄉村行走，也完成了一次精神意義上的文化尋根。在這個急速變化的時代，《村道》告訴我們：鄉村振興不僅是經濟的振興，更是文化的復興；共同富裕不僅是物質的豐富，更是精神的充盈。這條蜿蜒向前的村道，最終通向的，是一個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人和諧共富、人與社會和諧共治”的美麗鄉村。
責編：劉暢暢
一審：劉暢暢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