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鳴
在算法重構傳播格局、輿情事件爆發快、圈層化、衍生多的當下，政務與機構層面的新聞發布、輿情回應早已超越語言技巧，成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表征。劉伯賢撰寫、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怎么說怎么答：全媒體語境中的新聞發布與輿情回應》（以下簡稱《怎么說怎么答》）以問題導向為錨點、實踐邏輯為脈絡、治理思維為內核，構建了一套兼具規范性與創新性的全媒體輿情應對框架。筆者認為，它的核心價值在于為從業者提供方法論支撐，更打破了“輿情即風險”的傳統認知，推動輿情回應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塑勢。
全媒體語境下的輿情治理，首要難題是對輿情本質的認知偏差——實踐中常見將輿情等同于負面信息、陷入“封堵刪”慣性，也存在將回應簡化為事后表態、忽視傳播鏈條關鍵節點的問題。本書沒有泛泛討論全媒體的影響，而是把鏡頭拉近到兩個可操作的切口：一是輿情傳播從單向擴散轉向多節點“接力—放大”，任何環節的信息斷層都可能引發信任危機；二是輿情回應從單純信息告知轉向“先順氣、后說理”的情感校準，公眾不僅需要了解事實，更期待感受到被尊重與理解，這種對情感維度的重視跳出了傳統以事實為唯一核心的回應框架，更貼合當下的傳播語境。
厘清理論認知后，《怎么說怎么答》的實踐價值集中體現在為“新聞發布怎么說”“輿情回應怎么答”構建了閉環邏輯。
在“怎么說”層面，書中強調發布的系統性而非孤立技巧：針對發布渠道選擇，提出“分層匹配”思路——政策解讀需結合文字長文、可視化短視頻與線下宣講，覆蓋不同媒介使用習慣的群體；突發事件則優先通過權威新媒體矩陣發布簡短信息，同步聯動主流媒體深化解讀，避免因渠道單一導致信息覆蓋不全。同時，書中特別重視發布時機的動態調整，主張根據輿情發酵節奏分階段遞進發布信息，既避免信息過載，也確保關鍵進展及時傳遞。
在“怎么答”層面，書中的突破在于拒絕模板化回應——實務中常見的“感謝關注、正在調查、后續通報”這類套話往往會激化公眾不滿，而本書直指這一痛點：事實維度用具體進展替代模糊表述，不籠統說“已采取措施”，而是清晰說明當前工作推進情況；情感維度以共情表達替代居高臨下，先回應公眾關切與感受，再闡述處置措施；行動維度明確后續計劃與時間節點，避免公眾陷入無限期等待。這種回應邏輯的核心，是將“完成回應任務”轉變為“重建公眾信任”，書中通過真實案例印證了這一邏輯的有效性，讓實務者能直觀理解其操作價值。
若僅將《怎么說怎么答》視為一本實操手冊，便會低估其深層價值——書中貫穿始終的一條核心線索，是推動輿情回應從“被動應對”向“主動治理”轉型，這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高度契合。書中提出的“輿情風險前置評估”機制尤為重要，主張輿情治理不應等到事件爆發才行動，而應在政策出臺、項目啟動前就預判公眾可能關心的問題，通過提前溝通、科普解讀主動設置議程，將潛在風險化解在萌芽階段。同時，書中強調輿情回應的協同性，指出全媒體輿情往往涉及多個部門，若各部門口徑不一、行動分散，極易引發信息混亂，因此需建立“統一指揮、分級響應、口徑協同”的機制，明確各部門的職責與配合流程，避免重復發布或口徑矛盾，體現了“系統治理”的思維。
從學術研究視角看，這本書還為輿論治理研究提供了優質的實踐樣本——長期以來，輿論治理研究存在“理論空轉”與“實踐碎片化”的問題：部分研究沉迷概念建構脫離實務，部分實務總結缺乏理論提升；而《怎么說怎么答》通過“案例提煉規律—規律轉化方法—方法升維理論”的路徑，將具體操作場景轉化為具有普遍性的治理邏輯，既為實務界提供了可落地的方案，也為學術界提供了可深化的研究素材，實現了實務與理論的雙向賦能。
全媒體時代的輿情回應，早已不是“會不會說話”的技術問題，而是“有沒有治理思維”的戰略問題。《怎么說怎么答》的價值，正在于跳出了“話術技巧”的淺層陷阱，將新聞發布、輿情回應與國家治理能力、公眾信任構建、社會共識凝聚緊密結合，為政務與機構從業者提供了一套“守底線、有溫度、重規范、善創新”的行動指南。當然，輿論治理是動態演進的領域，隨著新技術的發展，未來還會出現新的傳播形態與輿情挑戰，但這本書確立的“問題導向、實踐邏輯、治理思維”核心框架，無疑為后續探索打下了堅實基礎。對于政務人員與機構宣傳從業者而言，閱讀此書不僅能學到“怎么說、怎么答”的方法，更能理解“為何說、為何答”的本質——畢竟，輿情回應的終極目標，從來不是平息某一事件，而是贏得公眾長期的理解與信任。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責編：劉茜
一審：劉茜
二審：印奕帆
三審：譚登
來源：華聲在線
